在肖要求回的那个“家”里，我采访了肖的姐姐芳。这个“家”里只有肖的姐妹和帮忙照顾的人，没有李，也没有李的家人。芳说：肖就是因为这套房子淤了气，并致病。李家原来住平房，拆迁的时候本来要分给肖、李及他们的女儿一套两室一厅，分给李的父母一套一室一厅，但最后李家把两套房合成一套三室一厅。自己名下的房子飞了，肖咽不下这口气。从去年二三月份开始感到胸疼，甚至夜里一两点给我打电话，说疼得受不了。为什么给我打电话？因为李不管他。原以为他因动迁之事淤了气，就给他买点儿开胸顺气丸吃，后来疼得厉害了，陆续到几家医院做深入检查，被怀疑是癌。到最后确诊下来，手术似乎已不宜做了。
几次住院、看病，李都很少去，有一次肖告诉我，李来看他时甚至说出“你都要死了，还做什么垂死挣扎”之类无情无义的话。肖不愿住院，因为不能手术，住院也没太大意义。但是李想让肖住院，她把肖送进医院她就可以不管了。因为李不管，有一段时间肖只能搬到公司去住。回迁的新房可以入住后，肖一直想回去住，但是李不让，说房子是她父母的。李家为了阻止肖甚至打过“110”叫警察。一次又一次回家未果，肖气愤至极导致大吐血，住进医院，抢救了两天才止住血。到了1月中旬，我们已经是第5次送肖回家了，这次不得已找了些亲戚、朋友，强行把肖送回去。我们不可能赶走李的父母，是他们自己搬出去的。
现在我们几个做姐姐、妹妹、弟弟的，轮流照顾肖，肖的同事也来帮忙。我们家前后为肖花的钱大约有五六万了，很多钱都是李应该承担的。除夕夜因为欠费被停了电，肖挺害怕，他那屋烧着电暖气，他害怕因为没电而抵御不了寒冷。芳说，电表是使IC卡的，李家没把卡留下，无法购电。呼李，她也不回电话。我们找不到她。
两天之后，我在报社接待了肖的妻子李。李说话语调平和，所说的听上去也是入情入理。令人困惑的是，关于这个家，关于肖和李15年的生活，关于肖治病过程中每个人的表现，李和芳的说法几乎无一致之处。但对于肖的发病时间、看病过程，李和芳的说法是相当一致的，她们几乎把肖病情发展各阶段的时间倒背如流，而且她们说到肖的病都时常哽咽。
李说：肖去年年初感到肋疼，我就说应该去医院检查，肖不去。他大姐说是搞医的，有一段就是他大姐给他治。到基本确诊是癌症，我认为肖应该住院治疗。但是第一次我把肖送进医院，刚住了几天就被他姐姐接出院，说是要保守治疗。我是肖的妻子，凭什么不和我打招呼就把肖接出来？！去年年底肖吐血，也是我把他送进医院的，那次我在医院里守了三天三夜没回家。因为当时是住在急诊病房，需要天天交费，我每天都去医院交费，去看肖。到今年年初肖第二次出院前，肖看病的绝大多数费用都是我出的。
肖现在住的房是回迁房，被拆迁的平房是我父亲名下的，回迁的新房房主当然也是我父亲。这新房有我和女儿的一份，没有肖的，他的户口至今落在他父母家。现在肖占了我父母的房子，他家找了七八个打手打了我们，把我八十多岁的父母赶出去。李说，肖的姐姐把肖完全控制了。现在我和肖的关系，完全是他姐姐破坏的结果。肖的病，也是他家给耽误了。
芳和李两个女人，说话都说到动情，一个是面对自己的手足兄弟，一个是面对自己的丈夫，我简直找不到任何理由怀疑她们的感情掺水。我想像不出肖家姐妹会挥拳打人，我也不能相信李会说出那样狠毒的话。最能说清其中曲折的只有肖。肖说，这么多年，我能忍的都忍了，没什么对不住李的地方，可是我得了癌，住了医院，她很少露面，伤了我的心。要不是我姐姐、妹妹守护我，我早没了。我现在就希望法院能公正判决。
而李说，对于肖，我问心无愧，对得起天地鬼神。可夫妻一场，到了今天这地步真让人寒心。现在肖最重要的是住院，如果他家人把他送进医院，我会出钱出力，尽妻子的责任。而芳说她不是不同意李送肖住院，她是不放心把肖交给李。如果李为肖办好住院手续，交了住院费和化疗费，她随时都同意肖住院。记者把芳的意思转述在李的呼机上，然后等李回话。一直没有下文。
作为记者，我不能预期这场官司的前景，我自己至今对谁是谁非、谁在说谎仍是一头雾水。我只觉得这里面的是非不应该和肖有关联。肖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间来争取自己的权益，却不知道他争取自己权益的努力有可能要以生命为代价。作为一个肺癌晚期病人，肖的命运被裹挟在一个利益纷争的漩涡里，本来羸弱的躯体承受了更多的痛苦，肖是一个牺牲者，是一个悲剧。但是芳说，你这么说我觉得冤。我现在就等待开庭，我想法庭是个能把理说清的地方。
（《北京青年报》2．18 郑直 文）
 |
